摘要：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冲击，叠加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中国制造业外移现象愈加凸显。大型跨国公司如苹果、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等，纷纷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搬迁到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本文发现，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总体规模尚小，但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当前，印度并未承接中国对外大幅度转移的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主要承接了中国对外转移程度较轻的光学仪器、机电设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同时，印度在汽车、航天制造等方面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虽然短期内印度不会对中国构成较大威胁，但中国-印度竞争型的产业链转移模式，最终会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战略性威胁。中国可通过升级产业结构、增强供应链体系竞争力、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网络等措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整体稳定。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2021年全球调研项目“后疫情时代我国东南沿海产业转移去向调研”
关键词：行业特征;转移动因;转移模式;供应链竞争力
一、引言
产业跨境转移是全球化发展和国际分工格局下的常见现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华外资企业，尤其是美日韩企业就出现了产业对外转移的苗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叠加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加之新冠疫情冲击，外资企业加速从中国撤离，纷纷采用“中国+N”的策略调整全球产业布局，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搬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得益于市场潜力巨大、人口红利丰厚、投资环境改善、支持政策加码、中美博弈升级等一系列因素(罗文宝，2023),苹果、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等多家跨国企业在考虑转移生产基地时，印度成为有吸引力的选项之一。此外，华为、OPPO、小米等部分中资企业也纷纷进驻印度投资建厂，在印度布局智能手机产业链。由于产业转移并非一蹴而就，因此部分企业在印度可能会面临短期性的经营困难等阻碍，继而考虑将产业暂时“迁回”中国的情况，但随着印度产业链体系和政府政策的日益完善，这些企业可能会再次启动产业转移。
中国产业对外转移问题引起众多学者关注。从研究对象上看，一类文献考察了中国产业对外转移的整体情况和总体特征。例如，李玉举等(2022)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衡量了中国不同行业产业转移态势。唐宜红和张鹏杨(2022)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外迁的主要影响因素、转移特征、转移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杨枝煌和陈尧(2022)重点考察了中国产业对外转移的基本特征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另一类文献重点研究了中国产业向东南亚、印度等地区的转移问题。在东南亚方面，岳圣淞(2021)分析了东南亚国家承接中国产业中存在的比较优势与短板。王海全等(2021)研究了中国产业向东盟转移的动因、影响以及发展趋势。王晓萍等(2014)研究了中国代工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驱动机制。在印度方面，个别文献探讨了中国产业向印度转移问题。例如，罗文宝(2023)重点评估了印度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并探讨了印度制造业发展对中国造成的威胁隐忧，但缺乏对中国产业向印度转移现状和规模等内容的分析。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中国产业外移问题的探讨较为深入，为本研究提供了思路借鉴和启发。但在区位分布上，大部分研究聚焦中国产业向东南亚地区的转移情况，而对中国产业向印度转移问题的研究较为欠缺。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第一，在研究对象上，本文侧重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问题，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补充。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对中国产业向印度转移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性地分析。本文不仅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总体规模和行业特征，分析了中印产业链转移的本质属性，还探讨了背后的转移动因，并针对制造业外移对中国的影响，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产业转移问题的区位分布研究，也为中国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制造业竞争体系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规模及行业特征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国际分工的日趋专业化，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程度不断提高，其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推动国际贸易格局由美、欧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双极”演变为美、中、欧“三足鼎立”格局(鞠建东等，2020)。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获得快速上升，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引擎。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多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出口贸易额约占世界总出口额的15%。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其全球贸易地位也获得了一定增长，出口贸易地位从2000年的第31位提升至2023年的第13位，出口贸易份额从0.67%升至2.30%。 虽然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使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美国自始至终仍处于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位置。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市场，也是中国、印度等诸多经济体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自各经济体进口份额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产业链转移情况。基于此，本文使用美国进口数据作为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重要观察窗口(高端东和杨康，2023)。
(一)中国产业向印度转移的总体情况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大致经历了快速增长、缓慢增长、迅速下滑三个阶段(表1)。第一阶段：2001-2010年，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快速增长，从2001年的8.96%上升至2010年的19.46%,增长了10.50个百分点。第二阶段：2010-2017年，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呈现缓慢上升特征，从2010年的19.46%升至2017年的21.86%,增长了2.40个百分点。第三阶段：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叠加新冠疫情影响，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迅速下滑，从2017年的21.86%下降至2023年的14.14%,下降了7.72个百分点。比较而言，印度对美国的出口比例虽然较小，但美国自印度的进口份额一直处于缓慢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0.85%上升至2010年的1.56%,并升至2023年的2.75%。
虽然在2010-2017年间，美国自中国的进口份额在缓慢上升，但内部结构已出现明显分化，食品饮料、皮革制品、纺织品、机电设备等品类持续大幅下滑。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产业外移的现象自2010年就已开启，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呈现出加速态势。特别是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产业向印度、东南亚等地区转移的情况在持续推进，并在海外供应链修复后有所加速。自2018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市场下降了7.72个百分点，印度对美国的出口市场上升了0.65个百分点。虽然美国自印度的进口份额在持续上升，但其上升幅度较小，还不足以替代中国在美国市场下降的份额，说明在短期内中国产业向印度转移的总体规模还比较小。
(二)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具体行业情况
虽然中国产业转移至印度地区的总体规模尚小，但制造业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表2)。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是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有所扩大，产业规模并未出现转移或者转移迹象不明显，但涉及的制造业品类较少，包括车辆、航空、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HS编码第17类),以及化工产品(HS编码第6类),增长幅度依次为0.34、0.04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自印度的进口份额相应增长0.31%、1.92%,特别是化工产品的市场份额提升较快，呈现了较强的竞争优势。进一步细分数据发现，中国在“车辆、航空、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行业上的增长主要得益于“铁道及电车道机车”的增长，增长幅度超过50个百分点。而印度方面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汽车和航天设备”的增长，增长幅度超过60个百分点。由此可知，中国在铁道设备方面保持了较强的竞争优势，而印度在汽车、航天制造领域更加具有竞争优势。未来，中国在汽车、航天设备方面的制造业可能会逐渐向印度转移。
第二类是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有所降低，产业规模出现轻微或者小幅度转移。2010-2022年间，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出现小幅下降的品类包括木浆、纸、书籍及其他印刷品(HS编码第10类),塑料、橡胶制品(HS编码第7类),食品、饮料、烟草类(HS编码第4类),光学仪器、钟表、乐器零件(HS编码第18类),钢铁铜铅等贱金属及其制品(HS编码第15类),陶瓷、玻璃制品(HS编码第13类),机电、视听设备和零件(HS编码第16类),下降幅度依次为0.10、2.15、2.93、3.18、4.42、10.43、11.37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自印度的进口份额均获得相应增长，但各行业的增长幅度不大。从行业属性上看，中国对外转移程度较轻的制造业既包括光学仪器、机电设备、金属冶炼等资本和技术性产业，也包括食品饮料、陶瓷玻璃、塑料橡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平均转移幅度为4.94个百分点。相应地，印度的承接幅度为1.34个百分点，约占中国转移份额的27%。
第三类是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在逐步丧失，产业规模呈现大规模转移。2010-2022年间，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出现大幅降低的品类包括：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HS编码第11类),木及木制品、软木、编结材料制品(HS编码第9类),家具、灯具、玩具、运动用品等杂项制品(HS编码第20类),鞋帽、羽毛、人造毛发制品(HS编码第12类),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HS编码第8类),下降幅度依次为13.99、17.21、18.70、34.97、47.62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自印度的进口份额均获得相应增长，但印度在美国市场的增长份额与中国在美国市场丧失的份额存在较大差距。从行业属性来看，中国对外转移的制造业主要是纺织服装、鞋帽皮革、木制品以及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平均转移幅度为26.50个百分点。相应地，印度的承接幅度为1.56个百分点，说明印度并未大规模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三)中印竞争型的产业链转移模式
产业链转移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承接地与中国形成“互补关系”的产业链转移，另一类是承接地与中国处于“竞争关系”的产业链转移。其中，竞争型产业链转移模式强调与中国供应链体系的“脱钩”(唐宜红和张鹏杨，2022)。不同于中国与东盟互补型产业链转移模式，中国-印度产业链转移模式属于竞争型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印度的生产和出口对中国供应链体系依存度不大。据2022年WTO全球价值链数据统计，2020年印度自中国进口的中间品份额为19.30%,出口中的中国增加值比例为9.40%,这与东南亚经济体对中国的依赖度存在较大差距，如柬埔寨自中国进口的中间品比例高达46.90%,出口中的中国增加值也高达44.90%。
二是印度意图通过政策手段构建本土产业链、供应链。一方面，印度以征收高关税为手段降低对国际供应链的依赖，打造本土供应链体系。在关税政策影响下，在印度的跨国公司为避免价格上升失去比较优势，不得不考虑在印度国内构建供应链体系。另一方面，印度通过实施补贴等产业政策支持形成本土产业链和供应链。自2014年实施“印度制造”计划以来，印度始终把形成本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和实现制造业升级作为发展方向。2020年，印度政府针对手机配件、医疗器械、主要药品原料三个领域，制定了“生产挂钩激励机制”(简称PLI),即对符合PLI制度的企业提供4%-6%的销售奖励。2021年，印度政府将PLI政策扩大到网络通讯、太阳能发电模块、汽车和无人机、网络通讯等13个领域，销售奖励的最高比例达到20%。
三、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主要原因
中国制造业外移既有主动性因素，也有被动性因素。其中，主动性因素是在遵循市场规律下以规避红利消失和追逐比较优势所带来的产业链外迁，被动性因素是因外部环境干预或产业链控制方全球布局变化引起的产业转移(唐宜红和张鹏杨，2022)。
(一)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主动性因素
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主动性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潜力、政策制度等。在劳动力方面，随着劳动力成本高涨和老龄化趋势，中国当前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减弱。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将被进一步压缩，资本撤离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链外迁成为必然。比较而言，印度在劳动力、市场潜力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印度拥有丰富的劳动力且劳动报酬比较低。据世界银行统计，2022年印度人口规模首次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且2023年保持增长势头，预计未来印度将继续保持人口规模世界第一。在人口结构方面，2023年印度的平均年龄为28岁，在亚洲国家中最低。在劳动报酬方面，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印度工人的工资约为中国的一半；在市场潜力方面，印度拥有约14亿人口和6亿中产阶级，市场规模前景巨大。同时，印度的经济增长迅速，2021年GDP增长高达9.7%,达到了21年来的最高水平，2023年也维持在7.6%的高水平。可以预测，在后疫情时代，印度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在政策制度方面，近年来印度大力推动制造业发展，凭借政策优势不断扩大外资规模，在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中获得了较强的竞争力。2014年印度莫迪政府推出“印度制造”计划，确立汽车、航空、电子设备、制药等25大产业，以推动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此后，围绕“印度制造”计划，印度政府推出多项改革措施：一是降低政府管制壁垒，大幅放宽外商投资限制。二是推进税收、征地、劳工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三是将铁路、港湾、机场、工业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到优先议程。同时，印度政策还采取降低关键零部件进口关税、提供贷款补贴等贸易和财政激励措施，以吸引苹果、三星等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据印度工商部统计，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量出现大幅度增长，从2014财年的297亿美元提升至2023财年的444亿美元，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停滞的情况下，印度的FDI流入额同比增加19%达到了59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此外，印度的营商环境也得到明显改善。根据全球营商环境指数，在190个国家和地区中，印度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从2014年的第134位提升至2022年的第63位。特别是从2017年开始，排名上升的速度明显加快。
(二)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被动性因素
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被动性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因国际政治干预导致的产业链外移；二是产业链主导企业的外迁所引致的中国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被迫外迁。
在国际政治干预方面，美国及其盟友的政治驱动是引发中国产业链被迫外迁的重要原因。为遏制中国产业发展，美国使用了众多市场以外的政治和政策手段来驱使外资企业搬离中国。2018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开启的贸易战，通过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逼迫很多依赖美国市场的企业搬离中国，加速了中国制造业被迫外迁趋势。当前，美国拜登政府加紧推行“去中国化”战略，一是加强对华在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领域的“出口管制”,并联合其盟友对华发起“科技封锁”,让众多在华科技企业无法进口到所需要的设备零部件，这类企业也被迫离开中国。二是推行“友岸外包”“盟友外包”的供应链策略，其核心是在美国“可信任友好国家”间构建供应链合作和贸易关系，以减少或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无疑也给在华外资企业造成了压力并迫使产业链外迁。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印太地区成为热点，印度迅速成为受关注国家，美国意图将印度打造成“第二个中国市场”。
在美国政治干预以及供应链风险增加的背景下，苹果、三星等跨国公司被动选择“中国+N”的供应链分散化战略，将位于中国的部分制造业产业链转移至印度等经济体，甚至通过向国内回撤供应链的方式保障产业链安全。当前，“单一供应来源”的全球采购模式正逐渐被各跨国公司摒弃。绝大多数的供应链领导企业正在寻求通过双重采购、近岸化、本地化和供应链区域化等提高供应链韧性。跨国公司的多元化、本土化供应链战略造成了中国产业链外迁、重构甚至回撤。除了产业链上主导企业的被迫外迁外，产业链上下游的供应商普遍会受占主导地位的大型跨国公司所控制而跟随外迁，这种产业链迁移也属于被动型外迁。最典型的案例是苹果公司。自苹果公司加大在印度的投资，将生产和研发的重心向印度转移时，其上下游合作供应商如富士康、和硕、纬创等纷纷到印度投资建厂，将在中国的部分生产线转移至印度。
四、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本文发现，印度并未大量承接中国对外大幅度转移的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主要承接了中国对外转移程度较轻的光学仪器、机电设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同时，印度在汽车、航天制造等方面表现出了较强的增长能力。虽然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总体规模尚小，但中印竞争型的产业链转移模式将对中国制造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的影响
当前，印度在经济规模、国际市场竞争力、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与中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各项指标均落后于中国。在经济规模方面，尽管2021年至2023年印度GDP增速连续3年超过中国，但在绝对增量和经济总量上，中国仍然碾压印度。近三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量是1.04万亿美元，约是印度的4倍，而GDP总量年均为17.83万亿美元，是印度的5倍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方面，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出口国，2023年中国的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3.38万亿美元，约是印度的8倍；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2023年中国境内的FDI流入量为0.16万亿美元，约是印度的6倍，而FDI流入存量为3.66万亿美元，约是印度的7倍；在基础设施方面，根据全球竞争力指数(GCI),2019年中国的基础设施排名位居第36位，而印度排在第70位。虽然近年来印度的基础设施正在改善，但在交通运输衔接性、通讯网络和电网稳定性、物流相关服务完备性等方面的发展停滞不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印度的制造业发展。总的来说，中国供应链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加之产业链建立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从短期上看，印度制造业发展暂时不会对中国构成较大威胁。
但从中长期上看，随着印度经济潜力、地缘政治优势的持续存在，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可能会加速向印度转移，特别是在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领域，这将对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中国供应链体系产生不利影响，最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战略性威胁。
1.削弱中国制造业竞争力
中国技术和密集型制造业向印度转移，将加剧中国与印度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全面竞争。一方面，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此类制造业外移将减少中国本土企业“干中学”的机会，可能会影响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进而削弱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成熟的生产技术会随着产业转移而扩散。当印度的生产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其产业竞争力必然会增强，进而可能削弱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2.威胁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
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向印度转移，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可能会不断下降，这将导致中国出口的持续减少。由于制造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80%以上，因此制造业出口的持续减少将会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罗文宝，2023)。同时，产业转移意味着生产基地和生产要素的随之转移。中国制造业转移到印度，相关产业的就业机会也随之减少，可能会对中国就业市场产生不利冲击。如果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调整不及时，将会引起大量失业，进而威胁中国经济稳定。
3.分散中国供应链体系
当前，中国制造业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体系。随着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日益凸显，特别是产业链主导企业外迁所引致的上下游供应商的集体外迁，可能会造成中国制造业“断层”现象，进而导致中国供应链体系的碎片化。另外，中国与印度竞争型的产业链转移模式，将带来两国供应链体系的长期竞争。随着印度供应链体系的日益发展，印度制造业可能会打破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加速美国及其盟友的“去中国化”进程，进而增加中国供应链风险。
(二)对策建议
为保障中国经济安全特别是产业链供应链整体稳定，同时提升中国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中国应妥善处理中国制造业向印度转移问题，统筹安全与发展，切实加强产业链供应链控制力和竞争力。
第一，借助产业转移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应抓住高附加值环节，推动“中国总部+印度基地”“中国研发+印度制造”等产业合作模式，实现中国制造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环节跃升。在光学仪器、机电设备等中高端产业方面，中国应在技术创新、工艺改造方面下足功夫，不断提升制造业质量。同时，要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等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中国制造业从低技术制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的升级跃迁。
第二，增强供应链体系竞争力。
针对中印两国的供应链体系竞争，一方面要提高中国在某一产业链上的核心控制力，促使印度在某些核心环节上对中国供应链产生依赖。另一方面在相似的供应链体系中，中国要在供应链效率、成本控制、质量管控、供应链体系稳定上做足功夫。在供应链效率方面，要加强物流运输、数字要素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成本控制方面，要着重控制利用要素的制度成本，包括税费、融资、行政等方面。在质量管控方面，要注重劳动力素质的培养，并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在供应链体系稳定方面，重点是降低营商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第三，通过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网络。
对内而言，中国要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不断推动制度创新，高标准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对外而言，中国应通过自贸区和“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区域产业链布局。中国要积极推进加入CPTPP,同时可以考虑从RCEP扩围方面入手，扩展和吸纳更多自贸区建设伙伴配资股票一览表最新公告，推动市场多元化发展。此外，要深化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开放合作。除了积极推进DEPA外，要与更多国家签署绿色、数字、蓝色经济等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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